57歲的阿包覺得,人的一輩子從娘胎里出來就帶著幾分天定的命數(shù)。而她的命,像是被荊棘纏繞的藤蔓,從根上就扎進了苦楚。


8歲喪母后,阿包輟學回家,在饑餓和忍耐中挨過整個童年;20歲還不知婚姻為何物,就被推入了大她18歲的男人家門,三年間生下兩個女兒。


為了支撐起這個家,個頭僅有一米五的她賣菜、倒煤渣、掃廁所,可命運并未因此寬待她——急于謀生的她走進人才市場,卻被人販子誘騙,從貴州的山溝拐到了幾千里之外的河北平原。


身無分文、大字不識,她憑著求生的本能,花了四個月的時間,一路逃回貴州。滿懷期待地奔回家,卻發(fā)現(xiàn)丈夫已經(jīng)把前妻接回,兩個女兒衣衫襤褸,臉上沾滿泥垢。


她咬緊牙關,咽下所有委屈。后來,她在醫(yī)院找到了穩(wěn)定的工作,省吃儉用,把兩個女兒供到了大學??擅慨斎兆右赋鲆唤z光亮,命運便又揮下更重的拳頭——哥哥與丈夫接連患病去世,而她辛苦攢下的積蓄,又被電信詐騙洗劫一空……


直到50歲,她的生活才終于像一條蜿蜒的河流,流入平緩的河道。她對著手機錄音,一字一句講述自己的故事,再一筆一畫謄抄到筆記本上,最終,這些字句凝結成了一本書——《阿包》。


這不僅僅是一個“苦盡甘來”的故事,而是一個女人在命運一次又一次的碾壓下,始終沒有松開攥住希望的手,也從未讓心底的善意被苦難磨滅。


現(xiàn)在的阿包,寫作成為了她的新工作。她的第二本書已經(jīng)完稿,第三本正在創(chuàng)作中。隨著《阿包》出版后,她跟著出版社去了深圳、廣州、北京,參加分享會,接受記者采訪。


今年4月,她來到北京參加活動,這是她當年被拐后逃亡到的地方。與之前不一樣的是,那時的她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地待在收容所,而這次,她吃了北京烤鴨、南門涮肉,逛了故宮,伴著鼓樓的鼓聲起舞。


幾乎每場線下分享會,都有讀者紅著眼睛說,家里有長輩跟阿包有著相似的經(jīng)歷——她們來自大山,經(jīng)歷早婚、早育,被輟學、被詐騙,拼了命也要托舉自己的下一代讀書。


苗語里“包”是一種長滿刺的植物,夏秋開花、冬季結出紅色的果實,在貴州的山野里隨處可見。阿包的人生,就像這株小小的植物,在極少的資源下展開。她沒有逆襲,也沒有世俗意義上“成功”的結局。她不完美,但足夠鮮活。


以下是阿包的自述。


阿包。受訪者供圖

“再長的路程,也能繞過那道彎”


我叫李玉春,苗族人,苗族名字叫“包里給”?!鞍笔俏业拿?,“里”是我爸爸的名字,“給”是我爺爺?shù)拿?,家鄉(xiāng)人都叫我“阿包”。


我的老家在黔東南的雷山縣固魯村,家里四個兄弟姐妹,我排老三。8歲那年媽媽病逝,轉年爺爺奶奶勸爸爸再娶個媳婦來照顧我們。后媽帶著4個孩子來到我家,這下家里有8個孩子,一睜眼就是10張嘴要吃飯。


后媽把糧食鎖起來管著,我經(jīng)常餓著肚皮去干活,一到山上就開始想媽媽,總想著要是媽媽還在,我是不是就不用受這些苦了。


在我11歲那年,后媽說,女孩都不準去讀書了。我把該干的家務干完,挑紅薯藤、割草藥、采茶葉,攢好了兩塊八毛錢的學費,就這樣堅持讀完了二年級。但是爸媽卻說:“家里很困難,錢要拿給家里用,不能再往學校花了。”


就這樣,我輟學了。在學校學的那幾個字,慢慢地也都忘光了,只會寫自己的名字。


1973年,5歲的阿包人生中所照的第一張照片。(左起)哥哥、媽媽、姐姐,阿包、爸爸、舅舅。受訪者供圖


16歲時我就出去打工了。老鄉(xiāng)給我介紹一個男人老趙,他比我大18歲,離過婚,還有一個7歲的女兒。那時候我20歲了,什么都不懂,連“嫁人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,以為去他家就是“走親戚”。


跟了老趙轉年,大女兒就出生了。那時老趙有點重男輕女,覺得再生一個應該是男孩,結果又是個女兒。我只知道有孩子了就拼命地掙錢,讓家里兩個小孩讀書長大。


我去人才市場找工作。有個女人說跟她去上海送趟東西能賺300塊,我就和另外兩個女人跟著上了開往北方的火車。那時候哪知道這是個騙局啊,我還傻乎乎地任由她把我身上的東西收走保管,下了車看到“河北省”才隱約感覺被騙了。我荷包里一分錢也沒有,只能聽她的。


就這樣我被賣到了一個家庭,我告訴他們我是被騙過來的。那家人得知我有兩個孩子還結扎了,氣得讓我寫信給貴州家里,打3500塊錢,這是他們買我的價格。


信寄出去石沉大海,我只能自己想辦法逃。隔壁四十來歲的阿姨看我天天哭,悄悄告訴我路線。有一次去集市賣花生,我趁機逃了出來。好心人把我送到北京收容所,警察給我買了回家的火車票。


就這樣,在離家4個月后,我回到了貴州??蛇€沒進家門就看到兩個孩子身上臟兮兮的,大女兒告訴我,老趙把前妻接回了家。


那幾天我整宿整宿睡不著,我拼了命,從被拐的地方回來,他卻等不了我4個月。


20歲這一年,阿包嫁給了大她18歲的煤礦工人老趙。受訪者供圖


那英有一首歌《山不轉水轉》,最后一句歌詞:再長的路程,也能繞過那道彎。我想,人生道路漫長,自己想得開就總能走過去。


我把身份證和結婚證都揣在荷包里,要是離婚,就帶兩個女兒回貴陽租房打工。后來老趙讓他前妻走了,我就繼續(xù)跟他過。那時候是真恨他,可為了讓孩子們有個完整的家,這口氣我忍了。


孩子幾乎成為了我后半輩子的念想。讓她們倆好好讀書、長大成人是我唯一的目標。為了她們,我什么苦都能咽得下。


希望這些苦日子不再發(fā)生在孩子身上


我一直覺得自己的故事不太光彩。可能有人看了會同情我,也有人會覺得我是因為太笨才會過得這么狼狽。直到書要出版前一個月,我才慢慢想開了。別人愛笑話就笑話吧,我裝作看不見就好。


我這一生對寫字最難忘的印象就是在北京和武漢的收容所里。他們叫我簽字,我覺得我寫得很不好,因此擔心他們不會送我回家。那個時候我真的很后悔小時候沒有爭取到讀書的機會。后來我遇到的這些苦難,包括被拐賣和電信詐騙,也是因為沒有文化導致的。


仔細想來,最早冒出寫書的念頭,也是在我被拐賣逃回貴陽之后。我想告訴兩個女兒,媽媽那些日子是怎么熬過來的。但是那時我不識字,念頭只是一閃而過。


真正讓我重新想這件事,是后來和潘哥在一起生活的時候。潘哥退休前是大學教授,40年前他和我表姐在一起,我給他們帶過幾年孩子。


2023年阿包和潘哥。受訪者供圖


2018年潘哥突然聯(lián)系我,他說自己腰椎間盤突出,完全不能動彈,想讓我去照顧他。后來我得知,他這些年過得也很波折,與表姐離婚后的下一段婚姻也不順心。找到我的時候,他身體特別差,免疫力低下,連喘氣都費勁,甚至找了攝像師錄了遺言。


那時候我的哥哥和老趙已經(jīng)相繼去世了。哥哥是在2004年因為尿毒癥走的,因為后期我和嫂子家里都沒有一點可以給他做透析的錢了。我想把腎給他,但是手術的20萬元更是天文數(shù)字。


哥哥走后8年,老趙查出來直腸癌晚期,已經(jīng)轉移到肝了?;煹乃?0顆就要3000多元,但是還是救不回來他。離世的時候,他身上皮包骨頭了。之后的幾年里,大女兒和二女兒相繼出嫁,我就只有一個人了。


我照顧了潘哥一段時間,他的身體慢慢好轉,后來提出想和我一起生活。我猶豫了很久,最后還是答應了。


他每天就是吃飯、鍛煉、看書。有次我說,我的經(jīng)歷要是寫出來,說不定也能成一本書呢。之前他也聽我講過一些往事,說我以前真是吃了太多苦。他鼓勵我把這些都寫下來,爭取出版。


寫書對我來說太難了,因為我根本不識字。潘哥拿來書和電腦,教了我十幾天打字,可我實在是學不會。好在現(xiàn)在手機能語音轉文字,我就對著手機說自己的故事,感覺說到一百來字了,就停下來抄在本子上。


那段時間我經(jīng)常晚上10點開始寫,等潘哥和外孫女都睡覺了,我就安安靜靜地回憶,小聲地講。一年的時間里,我寫好了整本書。因為沒有標點,潘哥拿到學校全部謄到電腦上,花了一個月時間修改好。


到現(xiàn)在常見字我都能認得了,可以說寫書的過程補上了我小時候沒上完的識字課。


女兒看完書說:“媽媽你那么苦,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?!蹦敲纯嗟娜兆?,沒必要告訴孩子。我只想給她們說一些鼓勵的話,讓她們好好過日子。


后來記者采訪的時候,女兒也哭了,她們覺得媽媽是個很了不起的人。她們回憶上大學的時候,班上同學都是父母貸款或者借錢供讀書,畢業(yè)后讓他們自己還債。我的兩個孩子,我從沒貸款給她們上學。我賣過菜、倒過煤渣、掃過廁所、做過保潔和保姆,沒有文化,只能靠賣力氣賺錢。但是她們倆每個月的生活費和學費我都提前準備好。


不少媒體找到我采訪,發(fā)出來的報道我會看評論,但是不會轉到朋友圈。到現(xiàn)在為止,親戚朋友也不知道我寫過一本書。


我一生的酸甜苦辣基本都寫在這本書里了,寫的時候不知道哭過多少次。書出版后,我從來沒敢完整地看過,怕看了又會傷心。


我希望這本書可以一直讓后代的人看到,希望我經(jīng)歷的這些苦日子不要再發(fā)生在孩子身上了。


“人是三節(jié)草,不知哪節(jié)好”


剛和潘哥在一起的時候,人多嘴雜,我倆身邊都會有很多閑言碎語。他們覺得我沒有文化,潘哥找我不是娶媳婦,而是找個保姆伺候他。


我也偷偷觀察過潘哥。他不管去單位還是和朋友聚餐,都會帶著我,逢人就介紹“這是我愛人”。他會給我夾菜,也會在下雨天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我披上。他們學校辦活動人多我不愛去,他就把水果點心和糖果帶回來給我。


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時候,被媽媽疼著的時候。


潘哥喜愛攝影,沒事就開車拉著我去寨子里拍照。這7年間,我倆跑遍了貴州黔東南幾十個村寨,跟苗族老鄉(xiāng)一起過年、跳蘆笙舞。他還帶我去了他曾工作過的湖南,專門去了張家界玩。


和我在一起之后,他的身體也好了許多。后來他母親病重到去世,都是我們倆在床前伺候湯藥。漸漸地,那些說閑話的人也改了口。


老人常說:“善有善報,惡有惡報;不是不報,時辰未到?!边@句話到現(xiàn)在我還是信的。從河北逃回貴州的路上,我身無分文,遇到的警察和好心人給我買飯、買車票。我一直感謝他們。


這么多年,我也一直憑自己的良心來做事。跟著潘哥下鄉(xiāng)拍照時,我看見有的老人鞋都穿爛了。后來我在湖南看到一家超市打折賣解放鞋,25元一雙,我買了4雙,放在車的后備廂,現(xiàn)在送出去兩雙了。我荷包里還總放著幾張10元錢,見到可憐的老人就塞一張,老人高興半天。


去年12月,潘哥和阿包去云南麗江旅游。受訪者供圖


潘哥拍照的時候,小孩子圍在他身后好奇地看,我買二三十塊錢的糖揣在荷包里分給孩子??匆娝麄?,就想起我小時候眼巴巴望著城里人的樣子?,F(xiàn)在兩個外孫女長大了,她們小時候的衣服我洗得干干凈凈包好,遇到家里孩子多的就送一包,告訴他們這是洗好的,穿臟了丟掉就行了。


看到他們高興,我也跟著開心。


我們農村有一句俗語:“人生三節(jié)草,不知哪節(jié)好?!币馑际侨讼癫菀粯?,不知道哪一節(jié)會長得好。所以永遠在過得好的時候不囂張,在過得不好的時候要有希望。


現(xiàn)在這平平淡淡的日子,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福氣。也許這就是我的命——苦了大半輩子,終于等到甜的時候。


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

編輯 胡杰 校對 李立軍